一名野生动物专家的自我修养——《最后的熊猫》
发布时间:2015-07-24 16:06:40
乔治·夏勒(George B. Schaller)曾被《时代周刊》评为世界上最杰出的三位野生动物研究学者之一。
1980年,夏勒以特聘专家身份,参与了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与中国政府合作的“熊猫项目”。1980年5月15日,夏勒“第一次踏入大熊猫居住的森林”,成为自1939年以来,第一个接触野生大熊猫的西方人。自那以后,夏勒在四川山区进行了长达五年的熊猫研究。
夏勒声名鹊起于上世纪50年代末。专注于野外考察研究工作的夏勒,在对中非大猩猩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后,推出了《山地大猩猩:生态和行为》一书。姑且不论这书的学术价值,其推出后的最大意义在于,直接将这一濒临灭绝的物种又拉了回来。自那以后,在夏勒的积极努力下,促成多国建立了五个野生动物保护区,其中就包括于1985年建立的中国羌塘自然保护区。
在中国,夏勒除了研究大熊猫,还关注过“藏羚羊、西藏盘羊、岩羊、藏原羚、野牦牛、白唇鹿、野骆驼、藏野驴等有蹄类动物”,除了这本《最后的熊猫》,他还推出过《西藏生灵》《好鼠兔》等作品。几乎每部作品的推出,不仅在学术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还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如同山地大猩猩一样,一些濒危物种得到各界关注,大多采取了保护措施。
作为长期在世界各地从事田野生物研究的学者,夏勒在《与兽同在:一位博物学家的野外考察手记》中曾由衷感慨,“自然保护是社会和政治问题,不是科学问题。然而,人们习惯上总希望生物学家去解决这些问题”。
显而易见的是,科学家如果能够解决政治问题,那政治家又该做什么呢?事实上,在研究的同时,夏勒不得不腾出大量精力扮演“教育者、外交人员、筹资者、政治家、人类学者……”
夏勒的研究无一凭借的不是铁脚板,他对资料的采集严格得近乎苛刻。他对野生动物的观察不是源自人类主观角度,而是动物的自然生存法则。在他看来,这种自然不是简单地“放虎归山”,而是人类对动物的免打扰,其前提是,确保动物的生存空间。
夏勒来到熊猫栖息地之时,正是大熊猫遭受竹子开花面临灭绝的危急时刻。1984年,有一首《熊猫咪咪》的歌曲曾唱响大江南北,许多国人由此得知,因为竹子大面积开花,国宝大熊猫正遭受灭顶之灾。不过,夏勒认为,“有很多人和很多机构真心把熊猫的利益列为优先,他们的好意毋庸怀疑。如果熊猫能留在竹林里继续过它默默无闻的生活,不要应付外界的宣传,也不受宣传挑动的贪婪滋扰,或许现在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熊猫失去自由,竹子死亡也不会成为毫无必要地大举捕捉熊猫、成立收容站的借口”。
在夏勒看来,大熊猫当年身处的危境,恰恰是人类过度远足自然改造自然的结果,导致熊猫生存环境的逼仄。某种意义上,站在熊猫乃至更多野生动物立场,人类才是最可怕的天敌。事实上,人类对野生动物的危害不仅仅表现在“直面交锋”,还包括对大气、土壤等整个生态系统的影响。很多人可能认为,近年来各地的快速发展导致雾霾现象越发常见。让我们读读夏勒当年的记录吧,“成都现在是一个四面发展、饱受污染的城市,笼罩在永远灰沉沉的天空下,当地人说,现在狗看见太阳,都会吃惊地狂吠”。
我们不能武断地说,如果没有夏勒,大熊猫可能已经灭绝。
但可以肯定的是,夏勒对大熊猫的保护工作作用卓著,尤其是他给中国同事带来了更先进的动物保护理念,并用自己的努力推动中国加强了大熊猫的保护工作。在夏勒首次来到大熊猫栖息地后的三十多年,有调查显示:“目前全国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增加到了1864只”。而从“1983年至2013年,全国共抢救病饿大熊猫324只,救治成活238只,经治疗康复后放回野外136只,其余不适宜放归的统一收容饲养”。
当然,并非所有的情况都这么乐观,国家林业局一份报告就曾指出,“目前全国大熊猫栖息地内存在的大型干扰水电站一共是319个,道路总里程1339公里,高压线电路268.7公里,人类活动进一步加剧了栖息地破碎化程度,一共形成了33个板块,无形中就形成了33个种群,这样对大熊猫的发展、生存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确实,大熊猫栖息环境的保护工作仍很严峻,不能松懈。但至少我们看到,三十多年来大熊猫数量得到明显提升,更主要的是,我们现在可以毫不避讳地正视大熊猫生存的负面清单。
我们也可以断定,虽然夏勒当年遇到学术研究之外的诸多困惑并未完全消除,但中国越来越多的专家以研究熊猫为己任,比如有着“熊猫教父”之称的胡锦矗教授,在《最后的熊猫》一书中,他作为审校者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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