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讨论盛、中唐之交的建中、贞元时代与刘宋、南齐时代的思想风气不同入手，强调韦应物所谓“吏隐”是吏与隐二元关系之外的中道，是须经身心修养所企致之境界，其特别彰显於诗人或作於郡斋或作於林水的“闲居”之作中。“闲居”开启了诗人游平草木雨云，霁月光风的生命世界。“闲居”是一种生命存有的姿态，一种“道行”的身体实践。本文重点讨论了其中两种面向。首先，与刻镂着历史创痛的初期回忆诗作相比，“闲居”之作体现了诗人如何自历史时间中解脱，融入自然时间而任运自在。其次，“闲居”与“吏隐”又令韦诗在空间书写中忽略和虚化方域。在此，以空间之疏旷体现了诗人性情之疏散，而多重的甚至歧义的视境更直接体现了其神游於两重世界的“吏隐”者心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