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两宋“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的确达到了空前绝後的水平，但与此同时，一种导致文化内部自我戕害的消极因子也渐告成熟。自宋初以来，伴随着“汉、唐训释之学”的衰微以及“义理”阐释模式的多元化，众多学者急於成为“宋之夫子”。他们一方面展示着非凡的学术自信，另一方面又流露出惟我独尊的狭隘心态；而後者实为学术宗派意识的形成与强化提供了内在的原动力。元佑以後，各个“道学宗派”之间的攻訏与诋斥，逐渐从“偏见异论”的学术层面扩大到“党同伐异”的政治层面；在党人意气的促使下，原本以“圣贤”自翎的学术精英们上演了一幕幕“以诗治人”的历史悲剧；他们禁毁“党人”着述，借“诗案”和“文案”剥夺敌党成员的生命，最终使文化内部形成了一种难以遏制的自我戕害机制。从“元佑党人碑”到“庆元党禁”，在“道学朋党”与世俗党人的合力作用下，两宋文化的内在品质遭到更深层次的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