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甲午中日战争促成的言路一派愤切和群起高亢，使十年以前因中法战争的起落而在政府压抑下一时星散的清流，重起于时势危迫之中。同时，由战争造成的政局变动，使渊源於清流一脉的翁同稣与张之洞各自因李鸿章的挫跌而走向高处，分别成为政府里和疆吏中的重心。重起的清流既以其议战议和的彼此呼应相感染，拢集朝野士人，又以其群聚和群鸣影响了时事的走向与朝政的起落。这个过程由追究战争与议和的责任开始，又步步深入触及中国社会的积弊和时弊，并最终由除弊而走向以西法变成法。在甲午之前以洋务为中心的三十年历史襄，清流曾代表了儒学的固性和刚性，与借法自强的洋务一派相对峙，因此他们在甲午战争之后急速地越过借法而走向变法，同时又写照这个群体在时势逼迫下的剧变。